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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我眼中的潘家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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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我眼中的潘家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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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央:我眼中的潘家铮

更新时间:2018-02-15 15:19:20
作者:        李南央 (进入专栏)  
  
   潘家铮: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九八0年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副院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中国岩石力学和工程学会理事长,三峡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电网公司高级顾问,国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家铮于七月十三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五岁。大陆媒体的报导极尽哀荣。
   作为一名普通的机械工程师,似乎没有资格评价这位拥有一连串显赫头衔的人物,但在真理面前人是平等的,人微未必言轻。我想说说我看到的潘家铮。
  
   潘家铮的名言
   潘先生有一句名言流传甚广:“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他的解释是:“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这句话为他赢得了赞誉,称他具有:“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百纳海川的包容”的“科学品格”。
   一句话,潘先生就将所有的反对者一网收进“三峡人”的队伍、而且被认为贡献最大,这是精明绝顶的政客的伎俩,跟“科学品格”搭不上界。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对反对意见一定是诚谨地探究,而不是什么“容忍”和“包容”。这句“名言”还有一层意思不应忽视:作为三峡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的潘先生,是认真地听取了反对者的意见的,所以在他督导下产生的工程方案,是“更理想、更完整的”。
  
   主要公开反对者的意见
   黄万里,一九三七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同年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共产党执政后不久沦为贱民。他的反对观点一句话就可概括:长江干流上永不可建高坝!
   侯学煜,一九四九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中科院院士。三峡工程论证生态环境组成员,没有在本组论证报告上签字。对于与他本人建设三峡“弊大于利”结论相同的论证报告,他不签字的理由是:“虽然结论是弊大于利,但它提出了许多对策,认为这样可以克服弊病。对此,我不能同意,我认为所提的一些对策是不解决问题的。”“我认为从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来看,三峡工程不是早上或晚上的问题,坝高多少的问题,而是根本要不要上的问题。”
   李锐,原水电部副部长、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一直视自己为体制内的人,他的反对意见非常策略。但无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御前辩论,还是一九七九年平反复出后就一次次再起三峡之议,直至人大通过三峡方案后给最高决策层的上书,其精髓是:拖住决策,最终将这个工程拖黄——根本反对三峡工程。
   周培源,一九二八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中科院院士、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意见两个重点:1.“清淤排沙问题,按现在的方案,……库尾重庆一带的泥沙问题则依然没有好的解决办法。”2. “按现行方案,船只过坝要经过五级船闸,这不仅将使过闸时间大大延长,而且其中任何一级出了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这一黄金水道的断航。”
   陆钦侃,一九四七年获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水利硕士学位,全国政协委员,三峡工程论证委员会防洪组顾问,没有在防洪论证报告上签字。他对三峡防洪效益的意见是:“兴建三峡工程,仅能控制上游川江的洪水,对中下游的湘资沅澧和汉江赣江等众多支流不能控制。按‘防洪报告’上所说的,……对‘头上顶着一盆水’的武汉市,既不能降低洪水位,也不能减少其附近的蓄洪量,对下游江西、安徽更是无能为力了。”
   王兴让,一九三二年加入共产党,原商业部副部长。他针对三峡的移民问题说:“我们关于移民的基本指导方针是受害者不受益,受益者不受害;以牺牲农业,损害农民造益于工业。三峡工程的移民指导方针仍是如此。它所造成的移民后遗症,将使以前的任何工程都成为‘小巫见大巫’。”
   杨浪,荣立过三等功的前军人,退伍后曾任《中国青年报》主编。他的“悬顶之剑”一文,从国防角度对三峡提出质疑,列举了应该采取的五项措施,他说:“为了切实保障国家生存利益,减少和消弭‘悬剑之危’,上述部署必须与三峡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其中,近期投资最保守的估计也在一百亿元之上。这是一笔从未被想见和列入的投资。”
   茅于轼,经济学家。他质问三峡退役之后将如何:“任何一个工程都是有寿命的。对于三峡这种人类少有的工程,就算服役的时候种种问题都考虑到了,退役以后呢?……”
  
   反对者的贡献是“0”
   当我们说某一意见对某一工程有贡献时,必然意味着该意见被采纳或被部分采纳,实施于工程,并产生了效能。让我们来看看,上述的哪条反对意见被听进去、被采纳了?
   黄万里、侯学煜、茅于轼和李锐提出问题的角度虽然不同,意思是一个:三峡根本不能建。显然,采纳率是“0”,否则就不会有现在的三峡大坝了。陆钦侃的意见是:三峡大坝对长江的防洪基本没有作用。对于一个基本不起作用的功能,“更理想、更完整”的方案是无从谈起的。周培源先生担心库尾淤积、船闸碍航。三峡蓄水到设计高程后的状况是:大水年年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今年因上游大水,船闸曾一度停止使用。周先生的意见令潘先生主持的设计方案“更理想、更完整”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杨浪笔下的国防问题,张爱萍上将曾向决策者邓小平当面提出过,邓的回答是:“你胆子太小”。因此,此问题根本无需潘先生忧虑。至于王兴让先生提出的移民问题,则似乎不属于潘先生的“技术”范畴。
   孙越琦,曾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三峡专题组组长。他在一九八八年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扩大会上两次做了长篇发言,其他几位委员也发表了意见。但是对于这些不同意见在上报的简报中没有得到反映,只是说某某某发了言。在各专题的讨论中,虽有些专家提出过不同意见,也未被采纳,都按多数通过各个论证报告。这种组织形式,只能代表水电部‘一家之言’。……真是‘说了也白说’。”
   “说了也白说”,这才是实情!什么“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反对者们对这一工程的贡献实际为“0”。请不要再用潘家铮这句精明而虚伪的政客之言继续亵渎那些反对者的名字了吧!
  
   潘家铮罔顾事实
   潘先生还有一句话,知道的人也不少:我没有看到黄万里发表过一篇反对三峡的文章!
   黄万里先生在民间拥有“反对三峡第一人”的声誉。一九五三年转入清华教学的他,就因为在校刊上发表的一篇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从此被剥夺了教学的权力。文革之后,又因为三峡工程的头号“知识分子”吹鼓手张光斗,位居了清华大学副校长之位,三峡大坝坚定的反对者黄万里,直到了八十七岁的高龄,才被允许再次登上清华的讲坛。他的著述是在他去世以后由亲友和学生集资自费印刷出版的。四十年代实地踏勘过长江,其五十年代反对建设三门峡的意见竣工一年后即被言中的黄万里先生,不但没有被邀请参加三峡的论证,连他恳请中央决策者只给他半个钟头,听他陈述三峡万不可上的请求也不被理睬。
   戴晴在她悼念黄万里先生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二十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致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连至三封)——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者客气地回信致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黄万里先生的声誉、处境,我不信潘家铮不知道。他这话不但说得矫情,对事实的罔顾简直就是无耻了。
  
   历史的见证
   我的父亲李锐,一九七九年一月平反复职,我陪他住在水电部大院对面的部招待所内。一日,潘家铮先生前来拜访,将他的一篇、在那种印有绿色方格的稿纸上抄写得工工整整的小说交给父亲,请他过目。果然,父亲对他很有好感。但是要重用他,首先要让还不是党员的他入党。可惜父亲不谙权术,正儿八经在党支部提请表决,结果只有他的一票赞同,其余人全体反对。不久,水利、电力两部再次分家,潘先生选择了去钱正英任部长的水利部,之后很快入党,步步高升,成为钱部长三峡工程最得力的帮手。
   二00七年九月,我因公出差北京,去看父亲,他笑着递过两页信纸说:看看潘家铮给我写的信。这个人很聪明,八0年以后就不理我了,前几天突然来看我,知道三峡会有问题了,让我不要再说三道四。我的第一反映就是:要为潘家铮“立此存照”,立即用相机拍下了那封信。现在,不妨录两段与读者共享。
   “三、关于三峡问题,您反对上三峡,人所共知。恕我袭用您对毛主席之评价方式:在五十年代反对上三峡有功(且其功至伟);在八十年代反对三峡,有些过分,但仍起良好作用;在廿一世纪反对三峡,似可不必,因有副作用。……是以在今后三峡争论中您老可否淡出,某些人士通过反三峡以反水电,任其表现可也,我们当全力应对之,但实不愿牵涉您老。衷心之言,伏求鉴谅。
   四、您对国事之殷忧,其心可见诸月月(原文如此——作者注),所提民主、法治、科学三目标,我完全同意。但在实施方式上,根据国情和当前形势,窃以为保持稳定仍为先决条件,当前局面来之不易,如再有大动荡,恐将丧失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最后机会。”
   这大概是李锐与潘家铮八0年后的第一次私人交流,也是最后的一次交流。毕竟道不同,难相谋。
   北大黄文西教授就三峡大坝说过一句话:“我们不要为子孙后代留一座愚蠢的纪念碑。”现在,这座碑无可挽回地立起来了,那上面刻着决策者、鼓噪者、追随者的名字:邓小平、王震、江泽民、李鹏、钱正英、张光斗、林一山、潘家铮、李伯宁、郭树言……。我愿在此留下我所知道的公开的反对者和没有在三峡论证报告上签名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的名字:黄万里、李锐、周培源、孙越琦、陆钦侃、侯学煜、陈昌笃、程学敏、方宗岱、何格高、郭来喜、黄元镇、覃修典、伍宏中,李玉光、廖文权、林华、乔培新、胥光义、陈绍明、罗西北、严星华、赵维纲、千家驹、茅于轼、吴稼祥、戴晴、景军、陈国阶、范晓……。谁人流芳百世、何者遗臭万年?公道自在人心、历史会有定论。
   潘家铮先生咏三峡工程七律中有这样两句:
“锦绣库区辞旧貌,
云雨巫峡展新颜。”
   这两句应该刻在碑上,立在大坝一侧,与那里的实地景观交相“辉映”,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为借鉴:知识分子绝不可以沦为专制者的工具,他们应该是民族的头脑和良心。
   2012.9.6
  
   补记:
   2013年11月初回国,在北京见到一位国家环保部门的局级干部,聊天时黄万里先生定居美国的儿子也在座。这位局级干部告诉我,前些年在一次讨论在三峡上游的金沙江建立几个梯级坝,为三峡水库拦沙的会上,他代表环保部门坚决反对这一议案。会议休息时,潘家铮将他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不要再反对了,不建这些坝,三峡不得了,要出大事呀!我原以为潘家铮先生拒绝听反对三峡的意见,因此对三峡大坝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并不真正知情。哪里想到他根本清清楚楚地知道:会是“不得了”的灾难。竟然还要一意孤行!这不是无耻,是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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